2016年是中国钢铁去产能“元年”。去产能成绩斐然，却也引来了质疑和担忧。

  据新闻记者统计，去年中国各地，以及宝钢、武钢两大央企，累计落实钢铁去产能任务9108万吨，是年初制定计划的两倍有余。这一压减规模，相当于中国最大钢铁企业河钢集团2015年产量的两倍；相当于世界第四大产钢国美国及加拿大的2015年产量总和。

  不少省份超额、提前完成年度乃至“十三五”任务。中国最大的产钢省河北，去年压减炼钢产能1600万吨，是原计划的两倍。浙江省也在原计划303万吨的基础上，超额压减炼钢产能85万吨。黑龙江省在去年，完成了原本应在五年内完成的610万吨压减任务。

  “去年，尤其是下半年钢铁去产能之所以如火如荼，与中央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大力督促密不可分，更与各省市存在较多无效产能且企业可获得政策补贴息息相关。”胡艳平告诉新闻记者，河北省钢铁去产能吨铁可补25元，吨钢补贴30元，重庆地区吨钢补贴为72元。

  虽然去年压减的钢铁产能规模大，却大部分属于长期闭置的无效产能。调研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已压缩产能中，无效产能占比超过六成，正常生产的产能不足40%。

  压减的在产产能中，遭受最大打击的是工频炉和中频炉产能。去年四季度以来，国内突然掀起一波“围剿中频炉”的行动，起初在中国最大的两个产钢省份河北和江苏展开，随后扩及全国。

  中央决策层本意在重拳整治“地条钢”，而工频炉和中频炉是“地条钢”生产企业所采用的主要设备。不过，并非所有采用这两种电炉设备炼钢的企业所产出的钢产品都是地条钢。尽管如此，工频炉和中频炉依然成为“过街老鼠”，被各地方政府列入应予坚决拆除的“落后产能名单”。

  “当前钢铁去产能问题就在于政府决策过多，并非企业在市场压力下主动调结构、去落后过剩产能。”中国钢铁资深研究人士马忠普对新闻记者称，倘若对严重超过标准产能、环保落后产能与合理过剩产能不加区分，很可能会造成市场混乱。

  马忠普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钢铁产能永远是过剩的，而且一定的产能过剩是维持市场之间的竞争活力，维持价格稳定和行业转型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主要市场动力。因此，产能过剩有合理性过剩和严重超过标准之分。衡量钢铁产能是否严重超过标准，从市场方面出发，主要是看钢铁行业能否建立供需大体平衡。

  相比于煤炭、有色金属、铁矿石、石油等大宗商品，中国钢材市场价格率先回升走出低谷，并影响其它资源性大宗商品的价值回升。

  从2015年底到2016年上半年，中国钢铁企业通过自身调节产量，已逐步从亏损泥潭中挣脱并重新站上盈利线。彼时，去产能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在马忠普看来，这恰恰说明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并非自身不可控制。

  马忠普建议，政府在钢铁去产能工作中只需抓住两点：环保和质量。“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产能和质量不达标的地条钢都应坚决去除，这是法治层面的内容，至于钢铁市场具体应保留多大的规模，应该让市场来做决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政府要履行自己的职责，需要市场调整的留给市场。”

  “倘若政府继续去所谓过剩产能，不仅会人为削弱中国这一优势产业，并且只能带来钢价的疯狂，增加通胀风险和下游企业成本上升，拖累整体经济。”马忠普说，从成本价格曲线能够准确的看出，钢厂成本和市场行情报价曲线距离并没有拓宽，因此钢价还会继续走高。近期宝钢、沙钢等各大钢厂已纷纷大幅度提高钢材出厂价格。

  去产能是中国政府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内容之一。但业内人士质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全面协调地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全面推动解决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难题，而不能把眼光仅仅集中在去过剩产能上。

  例如，推动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国内外市场布局战略实施；实现企业产品技术升级；发展非钢产业，让企业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经营资源要素在社会化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中得到合理配置；乃至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企责任清晰的体制改革，深化减轻企业过重税负的财税改革，为实体企业，特别是为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创造宽松的生存经营环境，提升公司产品经营的国际竞争力，等等，都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实现优胜劣汰是一个较长期的市场过程，急于求成，忽视市场关系的调整，会给行业、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留下隐患。”马忠普说，在去年已压减了大规模钢铁产能的基础上，下一步更要因势利导，稳中求进。“要想清楚行政之手到底该怎么样使用。煤炭价格疯涨带来的市场混乱就是一个警示。”